较之于全球已有的成熟模式，中国公益的规模化特征是什么？究竟应该追求怎样的规模化？质疑规模化的根源在哪里？
2018年7月，好公益平台与全球发展孵化器（GDI）启动了一项全新的影响力规模化专题研究，该项研究创新性地提出4种不同类型的终极模式：政府采纳、政府购买、商业采纳、社会采纳，并在12月举行的好公益平台年会上发布了主要研究成果。
在这份国内首个影响力规模化的研究报告发布前，很多业内人士对GDI团队并不熟悉。事实上，GDI团队是全球影响力规模化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此领域开展研究的国际机构。那么，从研究方的视角来看，本次影响力规模化专题研究有哪些独特的发现？影响力规模化在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我们对GDI东亚地区总监、本次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洪伟龙进行了采访。
希望帮助中国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式规模化”
采访人：国内针对影响力规模化的研究非常少，是什么促使你有兴趣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做这项研究？
洪伟龙：我分两个部分谈：一是“为什么做规模化研究”；二是“为什么与南都基金会及好公益平台合作”。
为什么做规模化研究？GDI是国际组织，我们一直关注影响力规模化，希望能在全球范围内孵化不同的项目达到影响力规模化的效果。
然而，全球范围内对规模化议题还存在不少误解。2015年，GDI美国团队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发表了文章《影响力规模化的终极模式》，希望借助对规模化的研究，澄清社会组织对规模化的误解。这篇文章发布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但我们发现在美国公布的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国情，会让大家对“规模化”的认知产生一些偏差，因此我们希望做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事情，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的社会组织，研究规模化在中国的情况，从而帮助中国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式规模化”。
对于人口庞大的国家而言，规模化非常重要。规模化可以改善资源配置，促进最佳服务模式的推广。在中国，公益要获得政府或公众的关注，也需要规模化。成功的规模化需要有研究作为指导，但目前的方法论和经验主要来自其他国家，与中国不相符，中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规模化，同时也希望对中国式规模化抱有兴趣的组织能参与进来。
为什么我们有兴趣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及好公益平台合作开展研究？在规模化领域，南都基金会与好公益平台是先行者。我们认为他们是愿意承担风险的潮流引领者和领导者。能够搭建一个平台并从一开始就不把它视为南都自己的平台，而是整个公益行业的平台，这是非常有勇气的事情。
面对大规模的需求，每位公益从业者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大多数人会基于自己的项目找到更多受助者，但是南都基金会所做的是为这个行业创造一些东西——倡导人们挑战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并创造新的动力。这最主要体现在其领导人（徐永光理事长和彭艳妮秘书长）及团队的行动上。
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是我在全球公益领域看到的最完善的理事会之一。理事们关注细节，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两位理事会成员程玉、何伟还加入了我们此次研究的实地考察。我相信他们拥有推动变革的真正热情，而不仅仅是为了促进他们自己的工作。
中国的规模化处在较初级的“概念验证”和“早期阶段”
采访人：你对“规模化”的个人理解是什么？根据你对全球公益事业的观察，中国公益领域的规模化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它有哪些本土特征？
洪伟龙：规模化是影响力的规模化，影响力的规模化就是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规模化是为了扩大影响力，而不是扩大组织规模，途径是实现“终极模式”。我们在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撰写的文章中，重点强调让非营利组织脱离自我关注的视野，并意识到有很多方法可以达成规模化，而非通过一个庞大的组织去完成。
如果将规模化仅仅视为组织的规模化，就会以自我为中心，以创始人和组织为中心，而非以受益人和社会问题为中心。这可能导致组织过于庞大，出现官僚主义、创新不足、“地盘战争”以及有限合作等问题，这也是全球许多所谓的公益发展更成熟地区面临的“悲伤点”。在中国，我们仍然有机会建立对规模化的正确态度。公益组织的目标是规模化影响力，而非一味地无效率地扩大组织规模。
我们通常把社会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概念验证”，“早期阶段”和“增长期阶段”。我认为，中国的规模化处在比较初级的“概念验证”和“早期阶段”。
有两大特征：一是政府力量强大，这对于规模化其实是有利的。某种程度上，强大的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多机会，而且社会组织能够借助政府力量，依据政策方向，可持续地解决问题；二是产品必须要先有“量”，能够被复制并适用于不同的地区，才能获得更多支持。
影响力规模化以受益人为中心
采访人：规模化在国际上目前是什么状况？比如在美国，规模化是一种主流价值吗？中国的规模化实践如何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声，让更多人看到？
洪伟龙：美国、英国、印度、非洲，一直采用以组织为中心的规模化方法。他们有非常庞大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一样庞大并且官僚。在数十年的实践和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之后，在持续评估影响力和批判性思考公益领域的发展成效后，人们开始质疑这些传统价值观是否解决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中国按照这种组织规模化逻辑发展下去会成为什么样子，看看别的国家就知道了。
我认为中国有机会采取不同的方法，避免以组织为中心的规模化模式，从当地受益者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去促进规模化，并在此过程中证明所建立起的产品、方法论和相关基础设施，正是为大规模人口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在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下如何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中国也可以向别人学习。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行动不断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它还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吸引当地社区的资源、充分融入当地社区。我看到很多中国基金会拥有很大的国际抱负，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双赢的国际合作和发展方式，把影响力带到国外。
采访人：“规模化”是不是一种精英化的思维？当前中国有80万个社会组织，其中的公益机构，大部分能力较弱，仍处在求生存的阶段。当我们抛出“规模化”的议题，对这些草根机构来说，会不会是高高在上、飘在云端的东西？您认为这是否是业界对规模化议题质疑的根源？
洪伟龙：精英思维倾向于强调自我，强调“为什么我的组织如此伟大”，等等。它的反面是要摆脱个人世界，脚踏实地并看到基层的情况。
影响力规模化与精英思维恰恰相反。假如你要实现影响力规模化，就要走出自己的世界，到落地伙伴那里去看一下项目开展的情况怎样、碰到什么困难，才能知道如何改善产品，更好地为受益人服务。我们认为需要更多来自受益人而非组织的声音，这是与精英主义思维相对立的。
实际上，我认为规模化议题对基层组织来说是鼓舞人心的。你不必将组织发展得很大才能创造改变，而是着重于增强产品本身的影响力。打磨成熟的产品，然后放手，让它可以被政府或其他组织采用并实现规模化。以“公益小天使”为例，他们在全国300余个城市复制，但只有 3 个全职员工。这说明，草根组织的规模不需要明显扩大，也可以产生成倍的社会影响力。
参与规模化的过程也有助于提升在地初创型组织的能力。通过好公益平台，落地机构可以高效地学习品牌机构的成熟经验，避免“重复造车轮”的现象。
规模化也不局限于富人和精英阶层。公益行业有很多背景朴素的早期开拓者，比如慧灵的孟维娜。她看到了成年心智障碍者的需求及现有服务系统的缺陷，并为之不懈努力，使得慧灵的社区照料模式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被广泛地复制。
基于此，我认同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所说的：那些愿意规模化的人喜欢“自讨苦吃”，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把自己倾注到某种东西中，创造它，然后让其他人采用它，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落地机构和枢纽机构对规模化至关重要
采访人：这给我的启发是，其一，规模化以受益对象为中心，强调解决问题的思维，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可以澄清很多误解；其二，某种程度上，规模化议题恰恰站在精英主义的对立面，好公益平台上的品牌机构、落地机构、枢纽之间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是应该去传播的一种价值。那么，在这项长达数月的研究中，你最大的感受或者收获是什么？
洪伟龙：我们发现，一个产品能否成功，落地机构和枢纽机构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假如我们真的非常想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影响力规模化，就要非常了解落地机构和枢纽机构的力量——不能只把落地机构当成单纯的复制者，还要将其视为创新者，他们能够帮助品牌机构发现真实的需求在哪里，甚至打造出更优秀的公益产品。
基金会可以试着跳出自己的圈子，不仅看到那些品牌产品，也关注“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机构，这也是通过本项研究获得的主要发现之一。同时，2019年，我们也将加强对枢纽机构的研究，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价值。
另外，社区志愿者组织具有强大的力量（如义仓）。他们了解当地的问题，并从社区视角看待问题。通常，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不止一个，社区视角可以帮助你了解在特定时间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组合，并调动社区志愿者的力量实现规模化的目标。这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都适用。
还有一个发现是，支持影响力规模化的生态系统还存在很多缺失。许多研讨会和培训提供的是一个模板或简单的框架，难以解决公益机构真正面临的问题。公益领域支持和咨询服务的质量也亟待提升。这个发现也促使我们思考GDI如何更好地支持中国的规模化实践。我们希望与更多人一起，为影响力规模化和行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
人物简介
洪伟龙(Warren Ang)：GDI东亚办公室总监，在为非营利机构、社会组织及基金会提供能力建设和规模化战略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在国内曾与恩派、南都基金会、日内瓦全球等多家机构合作执行非营利机构的能力建设。曾经担任道博集团孟买和香港办公室高级经理，普华永道澳大利亚办公室管理咨询顾问，以及云南一家200人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
“影响力规模化”研究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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