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F：您最近刚参加完88公里戈壁徒步挑战，在戈壁徒步的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些和环保有关的思考？

刘盛：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水。戈壁似乎没水，但其实地下水很多。有敦煌、瓜州这样的城市，说明一定有水源。如果没有水或者水大量被污染，城市肯定就消失了。到了戈壁，我们对水的感触更深，这里有最好的节水教育的场景。可惜在我们住的敦煌的酒店里，我没有看到节水的提示或者节水教育的内容。

以前为什么不讲节水？因为讲河流污染就够了，河水变黑或者变红，公众是有感觉的。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开始关注节水问题。这两年我们大规模开展河流垃圾治理工作，河流的垃圾问题确实很严重，公众也有体感。推动公众参与，要让老百姓有体感，讲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的戈壁中的河流，这是榆林河的上游。/受访者供图

CFF：在戈壁徒步过程中，偶尔看到人类留下的垃圾，有人会选择捡起这些垃圾。捡起垃圾这样的行为，真的有价值吗？

刘盛：首先是你自己觉得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再者你做的这件事会被别人看到。我们在工作中会推广一个概念：垃圾是捡不完的。我们动员志愿者去河边捡垃圾，会规定时间、空间，比如1小时、100平米。如果让大家一直捡，最后会有无力感。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做环境教育，起码让参与者反思自己不乱丢垃圾。

80%以上的垃圾都是人类主动丢的，或者随着大雨堆积在河滩，比如塑料袋、饮料瓶、纸尿片等等，这样的垃圾叫失控垃圾。我们组织打捞、捡拾失控垃圾，并在现场开展环境教育。有些参与亲子活动的孩子会说，这个烟头是我爸爸丢的，尽管孩子指向的那个烟头并不是他爸爸丢的，但他爸爸在现场就会不好意思和反思。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教育的场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CFF：河流漂浮垃圾成堆的现象，往往更有视觉冲击。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刘盛：如果河流下游有一座大坝，往往会出现垃圾成堆的情况，所以每个水电站都有一个垃圾清理工作小组。例如三峡大坝，有一段时间一年的垃圾打捞经费有上亿元之多，因为工作量特别大，垃圾沉积到几层楼那么高，不清理会影响安全生产。

做宣传时，我们会用这样的例子来展现河流垃圾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会特别强调，我们更多强调身边河流的垃圾问题。因为人是亲水的，河边总会有垃圾，包括相对繁华的北京亮马河。有人说北京的河流很干净，但如果我们去亮马河组织捡垃圾，随时都能捡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垃圾。总是讲三峡大坝或者三江源，老百姓会觉得太遥远，觉得是别人的事、政府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我们的逻辑是，做公众参与，一定要让公众有体感。

在环保领域，确实存在一些“先知”。例如气候变化，老百姓是没感觉的，是一拨联合国的科学家以及政府在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老百姓对气候变化这个概念没有具体的体验，所以要加大环保公众教育的力度。有些环保问题不是公众有体感的，如果真的有体感那就已经为时已晚。

*2007年2月22日，在长沙县紫薇山庄召开第一次环保聚会，酝酿了绿色潇湘的创办。/受访者供图

CFF：公众参与公益，需要有体感，需要“与我有关”。我理解，这是一个“公从私里来”、“由私到公”的过程。在您看来，公众参与环保公益有哪些相对“私”的需求？在你们的工作中，如何从“私”中培育出与“我”有关的公共性？

刘盛：创办绿色潇湘的前三年，我们确立了八个字的价值观：公众立场、在地视角。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环保公益组织在社会中的价值点。

人们对早期的环保公益有一个疑问，环保公益组织监督污染会让企业破产，那环保公益组织的立场是什么？这很难回答。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可能希望企业停产两周进行整改，整改以后再开，因为要有税收和就业。但从公众视角看，污染企业肯定是不适合存在的，因此也有很多企业搬迁、关停。解决环境问题，一定要从公众体感很深的地方入手，在地和一线的视角很重要。

我认为，“公”从“私”开始，才有持续性。我早期接触到的参与环保工作的有两类人。第一类是“环境难民”，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比如自己家的水被污染了，所以找到我们。还有一类，称他们为“先知先觉的人”，他们是信息更丰富的一类人，比如政府官员、记者、科学家、教师和律师等，这些人会提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受激发而行动。这两类人是最早的环境保护行动者。由此可以看出，“公”和“私”是在一起的，“环境难民”是因为自己家的水被污染了而开始抗争，最后变成行动者，第二类人是看到真正的公共问题而行动。

河流守望者的使命是“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这也激励了很多人。我们的机构所在地长沙，对县、乡来说并不是一线，因此存在不足，我们看到了这种不足，从而更多地支持、赋能一线的本地人。本地人解决问题有两个优势：当本地发生污染事件后，如果当地有人就能得到及时、快速的反应；反应以后需要跟进，而当地人跟进的成本是最低的。发生问题后，如果是支持本地的志愿者跟进，第一次跟进的质量可能差一点、速度慢一点，这没关系，第二个事件发生后，志愿者就成长起来了。因为是生在本地、留在本地的，到后面本地志愿者就会成长为一股力量。这几年绿色潇湘在湖南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方法是正确的，目前在湖南的一拨环保力量就是这样沉淀出来的。

我们动员住在河边的人成为志愿者，并且明确规定，志愿者的家离这条河边不要超过三公里，最好是住在旁边500米以内。志愿者晚上吃完饭就可以去河边散步，或者周末骑单车过去一趟。这样的好处是志愿者可以经常性、低成本、高品质地去河边。我们在2011年开展的“守望湘江民间观察网络”项目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当时河流旁大量的公众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项目。我们的项目特别简单，就是给志愿者做培训，发放工具包、PH试纸，让志愿者每周去一次自己家附近的河流做巡护，拍些照片，明确一下附近是取水口还是排污口。

河流是一个网络，我们建立了一个从上游到下游的网络，在网络中让人们相互看到。因为一个人是很孤单的，如果让一个人在戈壁中做巡护是坚持不下去的，巡河同理。但如果志愿者知道上游或者下游有另一个人在巡河，这就解决了志愿者互相看到、互相陪伴的问题。我们一年把志愿者聚到长沙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也能互相见到，这样他们就可以坚持下来。

除了由外力动员而形成的公共性，也有自发形成的公共性。比如有段时间环境污染导致的上访事件很多，另外企业排污也会形成一种“避邻运动”。避邻运动指公众要求垃圾场或者变电站等可能存在负面效应的公共设施避免建在自己家附近。例如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厂，选址附近的公众就表达，垃圾要烧可以，但不要建在他们家附近，解决方案由政府去考虑。这里面就有“公”和“私”的博弈以及伦理的讨论。

*2012年，绿色潇湘发起“一块钱保护项目”筹款和倡导活动，动员更多湖南人参与家乡河流保护。/受访者供图

CFF：如果公益行动没有明确的受益人，很可能会缺少社会群体的压力，政府和公众可能就不会重视环保工作。您如何看待环保公益的“受益人”问题？

刘盛：有些受益对象是很清晰的，比如个案的。工业污染叫做点源污染，一个企业就是一个污染点源，它的排污口在哪里，这些是很清晰的。还有一种叫面源污染，比如农业污染、河流垃圾污染等生活污染，它的治理受益对象就不那么清晰。

我接受一种说法：环保是最大的公益。因为它改善了最大的公共产品——水和空气，尤其是空气。一个地方排放的毒气，可能飘到周边方圆5公里，这5公里内的人群是受害者，但如果不解决，毒气就会一直存在，让整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受到影响。这种巨大的公共性，一方面决定了这一工作需要由政府来牵头，另一方面也说明一定要做公众教育。如果没有公众教育，环保工作肯定是做不下去的。

从“公”和“私”的角度，公共性越强，越要做公众的参与和动员。比较“私”的问题，有时候一个企业或者政府基本能解决，而公共性强的问题，政府也很难解决。比如乱扔垃圾，它属于老百姓的个人行为，政府没办法下令禁止。我们会发现，公益广告越多的就是越公共的问题，越需要公众的参与，比如粮食浪费问题。越公共的问题，动员的成本也越高，而且重点很容易漂移。

所以我们要做和老百姓相关的活动，让老百姓有真切的体验，比如捡垃圾，我们会让公众思考这个垃圾是从哪来的，这样公众才会感到真实。

CFF：分享几个您印象深刻的社会动员的经历？

刘盛：我们河流守望者这几年的动员有两个数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个数字是我们早期100个守望者里有30%是公务员，大家听了很难想象。我们那时候的河流守望者都来自于县里，这些地方的精英是最了解当地环保问题的，也有无力感。大量公务员成为河流守望者，是因为这个事情具有公共性，他们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加入我们的网络可以一起去回应和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两年我们的志愿者大部分是退休人员、中小学生，这样的参与是不分职业的，只要这个事情足够重要，人们就愿意行动起来，这也给了我们很多信心。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这几年数字化转型之后看到的。我们去年净滩活动做了49000（多）场，我以前想都不敢想49000场这个数字，因为我们第一年做了1000场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那时候，我只觉得数字化是一种好的方向。随着活动场次从1000场、3000场、9000场不断增多，到去年的49000场，今年我觉得做10万场活动都没有问题。如果站在公众参与的角度看，环境保护活动确实能提供最好的参与场景。

*团中央社会联络部与河流守望者联合发起的“净滩行动”，2022年9537个团队完成了49337场活动。/受访者供图

现在互联网平台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场景的开发和使用，因为它确实跟每个人都相关。环保是最大的公共问题，它巨大的公共性提供了巨大的参与空间，参与进来的公众也会有强烈的使命感。但巨大的公共性也导致和人们的关联性没有那么强，这也是环保工作的痛点。我觉得环境保护的解决方案就是公众参与、公众传播，让每个人的意识觉醒，进而断舍离，调整好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解决地球的问题。当然，也不能离开科技的进步。

在公募产品方面，我特别看好的是运动筹款。2006-2008年，我连续三年参加乐施会“毅行者”活动，几年后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合作，支持他们开展“善行者”项目，后来上海也有了“一个鸡蛋的暴走”。2013年，我在湖南又做了“绿行家”活动，走20公里。运动筹款是我目前见到的少有的公众需要抽签和排队才能参加的公益活动，从中能看到巨大的公众参与热情。

如果一个公益机构把产品设计得足够好，公众参与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反观很多公益机构做的事，搞活动没人参加，很多社工机构到社区里面做活动，要发扇子、鸡蛋，居民才参加，这样做久了就会偏离方向，会有无力感。公众也会很疑惑，怎么参加公益活动还有鸡蛋领？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公益同仁应该开发更多、更好的公益产品，让公众愿意主动报名甚至排队来参加。

环保领域有很多做得很好的公众动员的案例，例如夏天空调的“26度”、关灯一小时、周一请吃素等倡导都非常成功。

我做公众参与这么多年，最大的体感还是：公益机构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抓手。否则公众参与很难真正做起来，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201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举办“善行者”运动筹款活动，刘盛带领瑞森德团队提供了全程的策划、筹款和执行服务，支持和帮助第一个百公里运动筹款在大陆落地。/受访者供图

CFF：河流守望者所开展的净滩行动主要场景为河流附近，这些线下活动场景如何让更多人看到？

刘盛：河流这个场景是很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河，比如北京的亮马河、上海的苏州河，乡村里的小溪小河，而人类在河边的痕迹很重，在海边相对少一点。我们把河流做成教育的场景，也是因为它有巨大的参与空间。要做公众参与，首先要解决的是有参与场景，河流的参与场景足够大。同时，活动的研发和组织，一定要从参与者的需求出发，策划出公众愿意参加的环保活动，门槛低、还有趣。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提高参与的规模和参与的频次。第一是开发足够简单的工具，让参与者一个人也可以去河边捡垃圾，在他巡护的过程中就可以捡。参与者到了河边可以为河流做体检，这个数据是很有意义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给活动的组织者提供工具包，让他们可以简单的发起活动，而不是由我们来动员。比如在周末机构有团建、学校有社会实践的要求，就可以自己去组织。我们去年做49000场活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数字化赋能工具。

除了方便参与，我们也会采用引导的方式激励和留存参与者。比如1年到河边捡6次垃圾的承诺，完成了就会给参与者一个“净滩大使”的荣誉称号，参与者承诺后不做也没关系，我们也不会给人道德压力。我们还有别的方式去激发人，比如团队组织了6次垃圾捡拾活动后就送一个工具包。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在开展大规模的公众参与活动的同时把这些人沉淀下来。

把公众参与的行动影像化、故事化以扩大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们机构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在抖音拍一个365天坚持捡垃圾的视频，变成短视频达人。我们现在也在挖掘一些达人，让他们去做更多的传播，我们自己很难做到。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敏锐看到谁是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我们现在跟团中央社会联络部的联合动员效果就特别好。通过组织动员和社会动员，未来加上自媒体的传播动员，就会形成一种集体的社会共识，甚至一种运动，这样的环境保护行动更有效果。全世界都有河流环保问题，它的解决需要时间。通过10-20年的行动，未来我们的河流肯定会变干净。这个过程仅靠政府或者媒体呼吁都不行，需要公众一起参与进来，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公众参与的议程设置。

*2017年4月8日，刘盛代表绿色潇湘参加阿里巴巴XIN伙伴大会，介绍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受访者供图

CFF：河流守望者开展的社会动员，主要是培育公众的志愿性，让公众愿意从“私”到“公”，有参与、有体验。在捐赠动员或者影响机构生存发展的资源方面，你们目前状况如何？

刘盛：我们目前把精力放在动员工具的开发和赋能上。这些工作需要行业里的“先知”理解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三家为主的战略支持方。

“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这一项目在2015年被南都公益基金会看到，在2017年被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看到。这些行业的“先知”，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巨大公共性，愿意提供创新资金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得以做出这样的产品和平台。但是面向公众筹款对我们来说仍是挑战，因为在中国，公众筹款做得好的还是像地震救灾、教育助学等这样容易感动公众的议题，环保议题方面公众筹款做得好的机构很少。

我自己有一个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愿意参与进来。参与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身体力行，另一方面是认同这个事，愿意捐钱。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和产品的研发，“绿行家”活动就是一个尝试。“绿行家”是做环保议题的运动筹款，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会吸引一波对环境议题感兴趣的公众参与进来，这些公众的公民意识是很强的。我们目前积累了一批对绿色潇湘理念非常认同的理性捐赠人，这些人就是通过参加“绿行家”和我们的其他活动转化来的。这批人注定量不会很大，他们也是“先知”，对环境问题有体感，并且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公共性，因此行动起来。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通过数字化工具把用户参与的门槛降低了，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打通整个参与链路。公众在巡河宝可以通过到河边捡垃圾、巡河、给河流做体检、上报污染问题来参与，也可以通过转发传播，还可以认领守望一条身边的河，每个月给这条河的守望活动捐20元。在数字化的架构中，我们可以打通巡护和认领两个场景，提升公众参与的体感。我们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连接的能力，把参与者和捐赠人连接起来，让环保巨大的公共性和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匹配起来。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要说服行业的头部基金会，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价值。根据行业内的研究，如果将志愿时长进行换算，去年我们49000场净滩活动有86万个公益时，创造了近5000万元的社会价值，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目前我们公益行业过于关注筹款收入，我们机构去年仅有500万元不到的收入，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但是我们的公众参与的量是很激动人心的，并且未来有10倍以上的增长空间。明年开始我们会把所有的巡河场景和环境教育的场景都算出来，例如开展了多少场活动、多少个人参与、有多少志愿时长，乘以一个系数，这样和媒体、政府对接，他们就会理解我们活动的价值。

当然，与枯燥的数字相比，帮助别人是一种文化和善意，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善意的释放具有可以无限延展的公共性。

*2013年，绿色潇湘在长沙发起“绿行家”运动筹款活动，如今已经持续举办11年，累计筹款超过200万元，超过5万人参与其中。这些非限定资金有力的支持了绿色潇湘的工具包等创新产品的研发。/受访者供图

CFF：社会动员的对象不仅有公众，也有企业等组织。对于企业组织，你们如何尝试去影响或动员？

刘盛：政府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企业相应在环境方面的投入也明显增加。企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它的资源不仅是钱，它的产品也是资源。比如这两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瓶身已经被做成了广告位，这个广告比我们看到的其他普通广告更有价值，因为公众在喝可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触达。

在动员企业方面，我们进行两个方面的探索。第一是让企业的员工志愿者来参与环保公益。企业有自己的需求，需要做企业文化，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员工也是公民，是一个参与主体，如果一个企业有10万个员工，它就成为稳定的志愿者来源。通过说服企业工会和CSR部门，可以触达10万个员工，从而实现更多人的参与。我们可以为企业员工志愿活动提供全链条的支持，根据成本可能会向企业收取一些费用，成为我们的服务模式之一，比如我们的“绿行周末”环保教育品牌。另外，很多企业的员工素质很高，他们可以成为讲师，可以进社区、进学校宣讲环保。第二是与企业的产品资源联动，触达更多公众。我们希望关注更多跟水相关的企业，努力研发一些合适的公益产品，才能让他们参与进来。

和企业合作有巨大的潜力。举个例子，阿拉善SEE基金会开发的“一亿棵梭梭”项目把种树完全标准化，在和支付宝蚂蚁森林合作后，这个项目影响力被放大。现在到路上找人问，很多人知道蚂蚁森林，但不一定知道“一亿棵梭梭”。一个公司拥有比一个公益组织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或是社会触达能力，当它的核心能力跟一个公益项目做深度结合的时候，发挥出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企业有流量、有渠道，可以基于用户需求设计出有良好体验的产品，这个产品和运动筹款的逻辑相似，都是回应了公众的底层需求。前几年我做筹款咨询，牵头“一亿棵梭梭”筹款产品的研发，很有感触。前面两年是阿拉善SEE自己在做，第三年跟支付宝的蚂蚁森林结合以后，就不用担心筹款问题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环保领域有几个场景是能做出产品的，捡垃圾、种树、观鸟这三个场景，借助互联网或者商业公司的某个核心能力，是有很多社会动员空间的。河流这个场景有很大的空间，每个人都有母亲河，每个人都要喝水，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019年5月3日，沁园·2019“跑向纯净未来”天猫超级品牌日上，吴尊号召和河流守望者一起守护河流。/受访者供图

CFF：广告是重要的动员方式之一，近几年公募慈善组织加大了广告方面的投入，在互联网及社交平台上，募捐广告随处可见。您如何看待募捐广告的价值？

刘盛：从传播的角度来讲，蹭流量是最划算的。企业有明星代言人帮助宣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找到的。我们以前跟沁园合作，有吴尊做代言人，我们的自己传播投入力度很小，企业在对外传播中会说与河流守望者一起开展净滩活动，这是价值相互加持、品牌互相成就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传播是公益组织的主动行为，主动找媒体推广一件事。比如WWF的“地球一小时”活动，联动全国众多媒体一起来做，具有强大的动员性。

通过广告开展募捐是第三种，这是公益组织更主动的行为，有清晰的筹款目标。公益组织使用广告不是新鲜事，我了解到中国的第一个募捐广告是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上发布的希望工程的广告。我们要讨论的是，希望工程当时有没有为广告位付钱，如果付钱，内部应该有一个机制；当时的广告有没有带来捐赠，广告的性价比是多少。如果组织内部思考了这些问题，团队就变得专业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可持续的投放行为。我猜测当时希望工程的广告行为，没有成为一个市场化的机制。

这两年募捐广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环境，投放广告具有一定的性价比。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投放非常精准，可以精确监测效果。整体来看，我是很欣喜的，因为这表明公益组织掌握了推介的主动权。就像运动筹款一样，通过产品和机制来吸引公众参与，广告投放也一样，机构会有收入，抓手越来越多，专业性也越来越强，工作的有效性会极大提升，这是特别好的事情。

我关注的公众号里面的广告都变成募捐广告，而且我发现，现在投放募捐广告的主体不是头部基金会，而是一些区域型的基金会，这种具有创新性的广告行为，也让我有些担忧。关于广告经费使用存在的风险，我的观点是，第一，做任何新的事情必然有风险；第二，如果这样的风险是趋势，我们要拥抱它，主动作为；第三，大基金会和头部组织有使命和责任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承担行业责任。

我了解到，只有少部分公众会注意募捐广告成本方面的事，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在意，因为只要讲明白，他们都能理解。恰恰因为不讲明白，基金会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现在大部分基金会年报中的筹款成本特别低，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账是不真实的，长此以往就会遭到部分公众的质疑。大基金会需要有这种行业担当，勇敢地把筹款成本列进去，因为做公益筹资肯定就是需要筹款成本的。有些人说要做纯公益，纯公益是一个伪命题。我们需要勇敢面对这些问题，但是要把握一个度。目前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中华儿慈会，在数次舆论风暴中成长起来，实现机构的逆袭。

CFF：2022年，腾讯公益平台携手基金会论坛等发起“互联网公益公众监督行动”。在环保公益中，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也是公众监督的一种。慈善组织开展工作也应当接受公众、媒体或舆论的监督。您有几段不同组织的工作经历，对于公众监督或者舆情应对，您有哪些思考？

刘盛：长远来看，舆情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催化剂。公益行业的进步，往往受巨大事件的推动，类似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公益行业爆发式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公益领域专业性的提升和自律，不是靠培训，也不是靠签订自律宣言，而是靠舆情事件来推动。接纳不圆满，才会更轻松。可能舆情发生的半年内会很难受，但这也会逼着机构成长，比如前年我们机构接受了8次财务审计，使我们的财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监督，内部很难推动变革，哪怕领导再有创新意识也很难。作为领导者，要做的是控制事态，避免其发展成灾难式事件。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有时候犯一些错可能是因为无知或者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比如以前觉得爱心包裹的方法很好，现在开始讨论有效公益，就认为单纯送包无效。这种讨论是随着行业的提升而发生的。

做公益要有创新，比如公众参与答题、点赞都是在为之后开展公益行动做铺垫。这像一个金字塔，需要慢慢累积。要扩大公众参与，就要降低参与门槛，自然需要这些社交动作，比如不答题就不会获得对树木及环境保护的认知，也就不会捐款和种树。同时，这又像一个漏斗，慢慢让愿意持续参与的理性支持者沉淀下来。

*2021年9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昆明召开，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河流守望者、中华环保联合会在会上联合发布了一份公众测评版的《趣河边河流观察报告》。/受访者供图

CFF：头部基金会和慈善会吸纳了大量慈善捐赠资源。对基金会或慈善会开展社会动员和引导公众参与，您有什么思考或建议？

刘盛：我以前做过企业社会责任咨询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为一些事业单位做社会责任报告，包括水厂、三甲医院。后来我想，有没有可能做基金会的社会责任报告，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公益行业中最有能量的是头部基金会和慈善会，影响力大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在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方面，头部基金会或者慈善会可以提供一些理性的观点，因为基金会的势能比较足，可以通过跟政府、企业、媒体的互动来提升公众对行业的认知，做公益通识或者公众参与的倡导和设计；也可以花费一定的财力和精力做产品的开发设计。小机构是很难做出产品的，这几年我们的痛点是开发能力有限，自己要养自己，没有钱去做开发。但是大基金会一年拿50万元、100万元去创新开发这样的公众倡导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在公益项目方面，应当带上公众参与、公众倡导的视角，如果一个项目筹款1000万元，一年拿出50万元做公众参与和公众意识的倡导，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公益问题的解决一定需要公民参与。把公众参与、公众倡导的经费支出变成一个必选项，就像以前国际机构项目有5%的项目监测和评估的固定预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很重要，或许可以为每个项目设置1%~5%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倡导的预算，体现项目的公共性。我建议项目官员在设计项目的时候要把这个钱预算在内，基金会或慈善会也有责任为一线机构的公众参与和倡导提供支持，比如在20万元的资助中，提供5000元或1万元的专项支持。公益行业需要有人引导大家重视公众倡导，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公众不参与，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如同杀鸡取卵。

CFF：未来三五年，您个人有什么规划？

刘盛：我现在的工作重心在河流守望者，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河流守望者是绿色潇湘生发出来的，我们的根基在绿色潇湘。绿色潇湘天然具有在地视角、公众立场，这种视角和立场让我们能够永远从公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开展的活动一定是在地化的，它真实地发生在每一个社区、每一条河流。

我们的数字化产品已经基本跑通，未来要做线上线下的融合，形成双轮驱动力。产品跑通后，就要做深度的用户运营，同时要开始做网络生态，把政府和企业端的合作界面建设好。

CFF：环保公益这条路，您会一直走下去吗？

刘盛：我是机构的发起人，肯定会一直做下去，只是在不同阶段投入的精力会不同。目前也到了培育接班人和重视组织能力的阶段，慢慢降低创始人在机构内外的影响力，这也是公众参与的一部分。

*刘盛，绿色潇湘发起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