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的性教育起步晚，但发展很快。尽管如此，与性教育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性教育整体水平差距仍很大。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致力于推动在学校常规化和系统化地开展性教育课程，让每一个儿童和青少年都能接受优质的性教育。“你我伙伴”项目主管王龙玺认为，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性教育的工业化，弥平数字鸿沟。本文为王龙玺在“2019你我论坛”的发言实录。他从“你我伙伴”的实践经验出发，分享了什么是性教育工业化、如何实现性教育工业化，令人深思，给人启迪。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开始教我下象棋。中国象棋棋盘是方格状，马只能走两个方格的对角线，象需要走四个方格的对角线，所以人们常说马走日，象飞田。可能因为我太小，爷爷没有告诉我这个口诀，只是一边比划着对角线一边说，你看马要走这个三角形。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阵班里流行起了下象棋，有一次我围过去说哎带我一个吧，我也会下。一个同学转过头来说你也会？那我问你，马走啥，我马上激动地说马走三角形！结果同学们哈哈大笑，我非常恼怒，实际上我的象棋水平比他们都高很多。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们通常更在意事物的名称，而不是事物的实质。

语言和词汇塑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任何一个词汇中都蕴含着和它关联的历史记忆，当人们听到一个概念时，并不只从词根和字义理解，更是承载了其生活经历与词汇相关的一切历史。

我今天要讲的核心是，当前中国的性教育已经在理念和技术方面完成了原始积累，未来的核心应当是实现社会整体的普惠，从而弥平巨大的数字鸿沟，而最佳的道路，就是性教育的工业化。

01 什么是性教育的工业化

我知道由于历史记忆，在教育领域提到“工业化”这个词，很多人会本能地产生警惕和抗拒。我自己也曾说过，今天面对性，再也不可能回到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思维。但是在那个语境下，工业化指的是通过管制、清除和划分隔离带来保证青少年的纯洁性。而今天我要讲的工业化，是指通过科技和管理将高度依赖于个体艺术化的教育变成能够为大规模群体提供低成本、但质量一致的工序化的流程，以最大限度地让有限的智力资源来满足近乎无限的社会需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聚焦于工业化这个词，而是去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

当我们走进各类教育会议，时常看到一些“创新”。例如某学校引入了项目制学习、增加了野外生存技能训练、使用VR设备进行教学、开展沉浸式学习。这些做法会被予以形象化、简单的名称，譬如“三位一体”、“4+X”、“五个一”等等。一方面，这类创新的确对它所针对的特定对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学校拥有了更好的教学质量、学生提升了学习成绩，但另一方面，这些创新都属于微观创新，在宏观上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

这是因为，微观性的创新在普遍范围内，是较为容易通过努力和认真而获得的。一个学校无论校长还是教师，只要具备足够的责任感和积极改变的态度，就一定能通过观察和学习发现日常工作中可以改进的地方，并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改变，这些做法中有大量内容都符合“创新”最基本的意义。因此，严格来说，任何有社会职务的人，只要足够认真和努力，就必然能在微观层面上做出创新。

但是一项事物最根本性的进步，并非取决于微观创新，而是由其宏观层面的创新来决定的。当社会在讨论教育创新时，如果只是引用许多“模范学校”的做法，意义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学校的成绩来源于其优秀的团队、有远见的领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管理结构。但这些时常依赖于地缘因素，例如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条件，教育资源分配、人力资源供给、生源选择等等。虽然我们每年都可以组织全国各地的中学到北京四中或者人大附中参观学习，参加培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参观者并将好的思想带回，但在整体上，这并不能实现太多的改变。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某件事务产生基于本质的进步，就必须着眼于其结构性的变化，而不是微观与细节的调整。

我在一次会议上听过教育部一位司长谈中国教育创新和改革，非常认同他提到的一个观点。中国这么大，永远能找到做得很好的案例，但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的是整体质量的提升。当一个企业做教育援助和创新时，分到一个地方一批孩子，把他们弄好就很好，成绩上去了，评估结果也好了，但是在高校资源有效的前提下，这边的孩子好了就代表另外一些孩子考不上，国家需要的是整个体系的变化。这一点，恰恰是在治理中最难的地方，因为它涉及宏观的、结构性的改变，是关于教育创新的范式改革。

中国的性教育历史脉络并不长，但是发展很快。最近十年，在学者和专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在理念上形成了很多共识，赋权、性别、循证的思想，CSE（全面性教育）、HSE（整合型性教育）这些体系被逐渐接纳吸收，一些机构和学者还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和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版本的性教育纲要，中国是全球最先翻译并进行本土化的国家，对比国际最前沿的性教育理念，可以说一句不遑多让。在技术上，我们同样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从乡村到城市，从幼儿园到成年，从LGBT群体到残障者，性教育领域在全性别、全年龄、全健康状况都开展了实践。得益于国家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和投入，在运用新媒体和技术方面，中国甚至做出了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尝试，和许多互联网企业一样，很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虽然理念和技术永远没有终点，但在核心脉络上相较国际水平并不相差太多。

然而考虑到整体水平，中国和欧洲性教育发达国家比就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直观的反映在接受过性教育的全人群比例，大量的意外妊娠、性传播疾病及性暴力。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我们的人均性教育水平还非常低，而人均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工业化过程。

02 怎样实现性教育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性教育至少关注4个结果。第一就是性教育规模。中国6～24岁的人群接近4亿，而年均能够提供4万人次服务量的机构很少。第二是性教育的有效性，虽然性教育的课程很多，但是进行过效果评估的很少，人们更习惯于引用一些零散的反馈和评论而不是研究来证明效果。不同的教育方式、内容对效果有哪些影响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第三是质量的一致性，当我们说到覆盖40000人次的时候，他们接受的信息、课程和理念有多大的一致性？一些人可能接受了多次课程，而另一些人只是在公开活动中浏览了资料，如果一致性无法保证，规模化就无从谈起。最后就是人均成本，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是否能精确计算，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创新来降低，这直接影响到工作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因此，工业化依赖的并不是性教育的技术，而是管理和协作的方式。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的差距在哪，资深的专家都会说，不是我们没有好的创意、导演和演员，而是电影制作的工业水平相差太大。好莱坞用同样的人力和时间，可以量产好几倍于中国的电影，换来更多倍的票房。娱乐行业的男团女团和韩国相比，艺人的能力和水平并不低，但是娱乐产业链条运营的能力要差很多。我们当然能依靠人口优势碰到一些罕见的天才，但是没有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撑，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同类领域的发展水平。一言以蔽之，性教育工业化的本质不是高精尖，而是提升了整体水平的下限。

那么，性教育的工业化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如果要开发一套课程，通常的做法是先进行调研，按照科学方法设计一套方案，在人群中进行抽样并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评估需求。之后邀请一位专家研发，有初稿后召开专家咨询会，大家共同研究讨论，经过多次讨论后修订成稿，之后开始测试或投入使用。

而工业化的性教育从需求评估开始就有所不同。虽然需求评估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要花费专门的时间进行调研，而是可以通过已有的大数据或者网络爬虫抓取目标人群与性相关语言的词频分析，并且从同类课程中提取关联度最高的核心信息，交叉对比之后就会获得一系列的内容。这些内容将由专人整理迅速开发出一套课程方案，方案一旦产出就会分组别发给数十至上百人征询意见，这些人可能包括目标人群、一线教师、资深专家。所有人都可以提出任何意见，但是开发者会酌情选取修改。之后迅速投入测试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依然通过大数据进行快速迭代。用这种工序产出的教材或技术产品的质量很有保障，并且节省了许多开会和调研成本，一套材料的平均开发周期是不到6个月，即便加上设计和制作也不超过9个月，并且能进行快速的迭代。

工业化的思路不只是在性教育的教材开发，在教师培训、效果评估、资源分配、合作推广等从理念到实践的所有场景都可以应用。

人们拒绝工业化，往往因为它会让我们想起工厂的流水线，所谓的标准工序是否会将教育工作者变成流水线工人，标准化是否降低了丰富性从而抹杀了人的价值？一直以来我们其实都误解了这两个词，工业化的反义词不是创新而是手工，标准化的对立面不是多样，而是无序。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就是教育逐步标准化的过程。部落图腾是最早的标准化教育，人们通过口口相传的图腾故事增强凝聚力。当国家诞生之后，人们需要将神话和起源故事标准化来建立想象的共同体。文字和印刷术的出现让先进的思想得以普及，人们可以通过标准的教材和书籍获得知识。现代学校的建立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教育更是将标准化推动到了极致。因为标准化，人们才能用最短的时间学到去芜存菁的知识。人们通常批判的标准化实际上不是标准本身，而是对知识解释权的垄断。

为什么每个性教育专家即使开发了教材，还会开展培训。因为很少有人只通过读一本材料就变成合格的优秀的讲师，因此开展培训、分发教材本身就是在标准化。我们的问题不是标准化太多，恰恰是还不够标准化，未来一切教育领域会引入更多的手段，利用VR设备、人工智能进一步标准化，标准化带来的不是禁锢而是多样性。标准化和工业化也不会抹杀人的价值，恰恰是解放了人。让那些原本感兴趣的人可以用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掌握相关的能力，促进更多的人参与，而减少了顶尖学者重复劳动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去开展研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工业化会不会产生问题？一定会。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进步，也带来了战争和污染。互联网改变了生活方式却也引发了无数问题。但是，发展的问题最终要靠发展解决，而不是回到过去。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减少工业化带来的负面问题，而不是拒绝工业化。社会发展领域的工作者，追求的永远都不是专业领域的最优，而是在多种因素下做出的权衡，实现用户角度的最优。我们需要抱有那些美好的，政治正确的理念，但我们更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逐步并有序地推动变化。

自1897年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倡性教育以来，已经过去了122年。当中国的性教育行业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向更高目标发起挑战的时候，谁会承前启后，谁又能够继往开来，我想我们都期待着一个答案，以及那个或许并不遥远的未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你我伙伴”，作者王龙玺）